原创：明思民商律师团队

    当公司高管在签订商业合同进行交易的过程中，公司监事发现高管涉嫌违法犯罪而举报，合同最终因高管涉犯罪问题而解除或不能继续履行时，监事举报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阻却的违约因素？因理解和立场的偏差，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。

      明思民商律师团队近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（2017）最高法民再315号裁决，该裁决完全采纳了明思民商律师团队的代理观点：对违法犯罪进行举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，而作为公司监事，更具有履行维护公司利益的职责。故监事举报不构成阻却合同履行的违约因素。

一、案件争议焦点

公司高管及其利益方认为公司监事（交易相对人的配偶）的举报行为促成了高管的违约，是合同阻却的唯一违约因素，合同解除或不能继续履行与高管无关。因此，交易相对人才是违约责任方。

      而合同的其他签约方（交易相对人）则认为，监事具有监督职能，举报是公民的义务，更是监事的职责，且举报的前提是高管已经涉嫌违法犯罪，故监事举报行为不构成合同阻却的因素，公司高管违法犯罪的行为才是真正的违约行为，高管才是唯一的违约方。

二、最高法院裁判观点

上述争议在明思民商律师团队代理的一宗案件中，最高法院近日做出了终审裁判——最高法院（2017）最高法民再315号案。最高法院完全采纳了明思民商律师团队的代理观点：“高管涉嫌经济犯罪并被逮捕，其明显违反合同约定，是造成合同项下整个交易无法继续履行并导致最终解除的直接原因。因此，高管构成违约。此外，在合同签订之前和订立之后，监事多次向公安机关举报高管涉嫌经济犯罪的事实，公安机关由此进行立案侦查。可见，监事的举报行为是高管被刑事侦查的诱发原因。但高管构成刑事犯罪，属客观存在的事实，且对违法犯罪进行举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，而作为公司监事，更具有履行维护公司利益的职责。因此，监事的举报行为不能视为合同阻却的违约因素”。

三、明思评析

最高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司法裁判在公民民事活动中的价值导向作用，传递了一种价值取向，即监事举报高管涉嫌违法的行为、公民对违法犯罪进行举报的行为应当得到鼓励，有助于推动公司监事甚至广大公民敢于监督、敢于对涉嫌违法犯罪分子进行举报。该价值取向符合我国宪法、公司法、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和明文规定，对社会发展、公司治理具有非常积极的引导作用，充分体现了我国司法传递的温度和力度。

“法安天下，德润人心。”在社会转型背景下，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，当监事依法履职进行举报这一义举时，却被违法犯罪分子颠倒黑白诬为“圈套”、“恶意促成违约”，甚至要求监事承担责任。“举报”在这些人口中不是被鼓励的行为，反而成为“道德污点”、应当承担“举报成本”。最高法院的判决恰如一块风向标，决定了社会评判的走向和价值观念的引导。司法为监事合法履职的行为撑腰，判决书中明确认定公民有举报义务、监事举报属于履职行为，旗帜鲜明地传递了最高法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、鼓励公司依法治理、公司监事依法履职的价值导向。

明思民商律师团队强调，在现代公司的组织结构中，监事被赋予了监督权，这既是各种民事法律确定的机制，更是公司管理制度本身的要求。监事行使监督权而做出的举报、质询、检查公司财务、提出罢免建议、外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、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等行为，都不是公司管理者对外违约的借口，而是法律赋予监事的权力，更是监事应当履行的维护公司利益的职责。

判例延伸

司法裁判应让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鼓励，让见义勇为者敢为，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，引领社会风尚。

“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”：见义勇为行为，主观上无过错，客观上不具备违法性。

2017年1月9日，朱振彪路过一起交通肇事现场，其在追赶肇事逃逸者过程中，肇事逃逸者翻越铁路护栏被火车撞击身亡。其家属诉至法院要求朱振彪承担侵权责任。

法院认为，朱振彪作为普通公民，挺身而出，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属于见义勇为，应予支持和鼓励，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，不承担侵权责任。

“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”：电梯内劝阻吸烟合法正当，是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，劝阻人对被劝阻人猝死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2017年5月，医生杨帆在电梯内劝阻老人后，老人因情绪激动猝死，其家属诉至法院要求杨帆承担侵权责任。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酌定杨帆向死者家属补偿15000元。

        然而，二审法院认为：杨帆对段小立在电梯内吸烟予以劝阻合法正当，是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，一审判决判令杨帆分担损失，让正当行使劝阻吸烟权利的公民承担补偿责任，将会挫伤公民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性，既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，也与民法的立法宗旨相悖，不利于促进社会文明，不利于引导公众共同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。因此，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判决，改判杨帆不承担任何责任。